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各民主黨派紛紛恢復活動，召開代表大會。自那時開始，特別是民進四代大會以后，民進的工作一直走在各黨派前面，這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當時主抓會中央工作的徐伯昕副主席思路清晰、指導有力。

當時，中共中央提出民主黨派要為四化建設服務，這實際上是民主黨派社會服務工作的開端和雛形。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民主黨派為四化建設服務面臨著兩個難題：一個是觀念問題，過去民主黨派一直是學習改造黨，現(xiàn)在要把為四化建設服務作為工作重點，很多人在觀念上轉不過來，也不理解，認為民主黨派做這些事是不務正業(yè)。所以當時提出面向社會開門服務，遇到的阻力很大。對此，徐伯老的思路很明確，要堅持開門服務，為四化服務。第二個難點就是工作方法和工作內容怎樣界定。因為從來沒有做過，怎么為四化服務，怎么開門服務，黨派的工作內容有哪些，可以用什么樣的工作形式來做，這些都是一片空白。

徐伯老認為：開展這些工作可以體現(xiàn)黨派和黨派成員的價值，加上“文革”這些年，知識分子遭受迫害，很多會員的心氣兒都沒了，人也散了，通過做這些事可以把會員們凝聚在一塊兒。還提出，民進會員主要是教育文化出版界人士，要在這些領域多做貢獻。主持工作期間，也在這幾方面做了很多創(chuàng)新性的嘗試和開拓。

一、創(chuàng)造性地組織優(yōu)秀教師傳授講學

四代大會以后，徐伯老提出要組織優(yōu)秀教師外出參觀學習。1981年6月，會中央組織了王企賢、王蘭、張莊容、汪介清、趙蘊華等五位特級教師及優(yōu)秀教育工作者，到延安、西安、銀川、石嘴山、蘭州登記講學。之所以組織他們去參觀講學，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這些民進的老師有很好的經驗，要把這些經驗傳播出去，發(fā)揮他們的作用；二是這些教師都非常辛苦，平時沒有機會出去參觀學習，這也是一種表彰。徐伯老告訴我們，這些老師中，有的是教語文的，教課時常給學生們講我們黨在延安井岡山的故事，如朱德的扁擔等等，本人卻都沒到過這些革命圣地，應該給他們機會去實地參觀。但那個時候民進的地方組織很少，到各地去講學沒有接待單位。比如，那會兒還沒有甘肅省委會，只能同當?shù)氐慕逃致?lián)系，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沒有經驗，開展任何工作都是新事物，當?shù)氐慕逃块T也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不知道怎樣做才好。一方面覺得百廢待興之際，有人能主動來講學是件好事；另一方面，又不知道由他們出面接待合適不合適?；顒娱_展起來后，發(fā)現(xiàn)實際效果非常好，當?shù)氐姆磻喈敓崃遥谡n過程中，一票難求，連禮堂過道里都站滿了人。這件事成為民進支邊講學的開端，后來張志公、霍懋征等會員頻繁外出講學，各地方也開始組織講學，從那時起，民進的影響大大擴大了。

徐伯老還發(fā)出倡議，每年暑假開辦民進教師會員來京活動。從每個省請一位沒來過北京的教師，來京參觀學習一周，由徐伯老出面請葉圣老和他們見面合影。后來因為經費缺乏，雷老任主席以來，呼吁民進會員一人捐一元錢，用來接待教師，即尊師重教一元錢奉獻活動。

二、流通圖書館為教師們解了燃眉之急

徐伯老很有遠見。民主黨派恢復工作時，他就開始考慮流通圖書館的工作。當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很多老教師不在了，新教師走上工作崗位，社會上圖書資源短缺，教師找不到合適的教輔材料，借書買書都有困難。而民進會員又以中小學教師為主，應該想辦法為他們服務，幫助他們尋找參考書，提高教育質量。徐伯老還提出，開展服務工作不要有本地外地之分，應該量力而行，講求效果，明確方向，隨時總結。于是在民進成立了流通圖書館，為教師們提供借閱書刊、郵購圖書、提供資料等服務。主要由流通圖書館買來教師急需的書籍材料，通過各地民進組織牽線搭橋，郵寄給教師閱讀使用，用完再郵寄歸還圖書館。這樣的通信郵寄，一個月就要一次，一次十幾本，分別寄給幾個地方，其中給東北方向小城市郵寄的特別多，之后范圍擴大到二十多個城市、千余個會員及所在單位。后來這項工作在全會都開展起來。民進流通圖書館有這樣幾個原則：第一是以服務中小學教師為主，為提高教育質量服務；第二是著力于幫助教師解決買書借書難的困難；第三是嘗試搜集一些師范院校和教育學院編印的內部刊物。

三、繼續(xù)編好文教學習資料

恢復活動以后，民進領導特別重視文教學習資料的編印工作，這些資料實際上屬于民進傳統(tǒng)的內部刊物。當時為了提高教育質量，老師們需要很多的教學參考資料，需要了解新的教育思想、教學方法，可信息流通不像現(xiàn)在這么發(fā)達，遠遠不足以滿足老師們的需要，民進就將辦好文教學習資料作為一項重點工作。這些資料一年六期，三十二開本，每本六十四頁，沒有封面。我們從廢品收購站買紙張，由機關派車派人拉到印刷廠印制，所以每本書里面紙的顏色都不一樣。資料的內容主要來自民進圖書館訂的教育內部刊物，如中國人民大學、北師大的報刊資料，中小學教育，師范教育，語文數(shù)學等等，我們從中挑選需要的內容進行編輯，再印成冊。其余一些工作，如跑印刷廠、校對、印刷、包裝、郵寄等等，都是機關的同志一起來做。由于這些學習資料質量有保證，價錢也便宜，很受教師們的歡迎。在圖書資料匱乏的情況下，編印教輔資料起到了從教學上幫助教師提高的作用。很多教師也是因為文教學習資料，才了解民進，決定入會。還有很多學校的黨組織，支部書記、校長，也是因為文教學習資料，了解民進這個組織，支持民進會員在學校里面發(fā)展會員，開展工作。

四、開辦青年編輯培訓班

文革后很多中青年編輯進入出版界，缺乏業(yè)務知識，民進和版協(xié)合作，請一些老人，包括葉圣陶、張志公去講課，講完一次出一個小冊子。編輯培訓班的編輯后來都成為各出版社的骨干。

通過以上幾項工作，把民進的幾個主要界別——教育文化出版同時都抓起來了，而且都做得有聲有色。

隨著這些工作陸續(xù)開展取得成果，民進召開了為四化建設服務的經驗交流會。從社會定位來講，當時民主黨派的成員還不是四化建設的主力軍，徐伯老就想出個詞，將我們的工作稱為“拾遺補缺”。在各民主黨派中，民進是第一家舉辦全國經驗交流會的，由于成績斐然，得到了統(tǒng)戰(zhàn)部的認可。到統(tǒng)戰(zhàn)部聯(lián)合各黨派召開為四化建設服務經驗交流會的時候，民進已經舉辦第二屆全國經驗交流會了。在徐伯老的主持下，民進積極探索，做了很多敢為天下先的工作，也為民進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本文系根據民進中央原副秘書長兼參政議政部原部長虞音、社會服務部原副部長劉志奇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