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79年3月，吳文藻的右派問題才得到最后的解決，中央民族學院黨委做出決定：“吳文藻教授在1957年反右斗爭中被劃為右派分子屬于錯劃，予以改正，撤銷原處分決定，恢復政治名譽，恢復原高教二級工資待遇，工資從1978年10月計發(fā)。”

　　社會學系在1952年全國院校合并時被撤銷，之后便再也沒有市場。吳文藻等一些之前從事社會學教學與研究的專家們，分散各處，改行他用。在1957年反右運動之初，曾有過恢復社會學的呼聲，重建社會學的步伐也邁了幾步，但這個開步，很快便成了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罪證。從此，社會學被定性為資產(chǎn)階級的，只要一提起社會學，便是資產(chǎn)階級?！皬哪X袋中全部拋出”，這是吳文藻從社會主義學院改造后發(fā)出的誓言，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社會學植入?yún)俏脑宓哪X袋瓜之后已成本性，如何拋得出去？只要有時間，他就會下意識地抓起社會學著作，津津有味地讀起來，會忘我地在書上劃起道道來。他明示于人的理由是在批判，可是，除了特指要求之外，并未隨時給他批判的任務(wù)，所以，與其說是批判，不如說是需要。他所承擔的《辭?！沸抻?、外交資料的收集、民族學“三套叢書”的審定任務(wù)，讓他有足夠的理由、以批判的眼光閱讀有關(guān)西方社會學的著作。

　　批判也是一種閱讀、一種接近，文革之前與文革之中，多少西方的論著與文學作品、美術(shù)與電影，都是以這個理由走進中國讀者與觀眾之中。那時的“灰皮書”與“黃皮書”都是在批判的口號下起到啟蒙與開智的作用。吳文藻是翻譯“灰皮書”的人，這種接近就比一般讀者更甚一步。文革期間，尼克松訪華帶來的“客人”里，便有不少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專家。1972年，吳文藻參與接待了來自母校達特默思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專家，接待了日本和歐洲社會學界的重要學者，這些接待與交談，都使得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社會學的發(fā)展，有了較多的了解。這些專家和學者回去之后，又寄來大量社會學的舊書新著，吳文藻也就有了“批判”的內(nèi)容了。1973年底，達特默思的同學勞倫斯通過多種途徑，打聽到了吳文藻的通訊地址，寫了一封長信，寄來了17部社會學的重要著作，幾乎將1949年后美國出版的重要的社會學著作都寄了過來。這令吳文藻興奮不已，他不分白日黑夜地攻讀，企望將缺失二十幾年的課都補回來。無論是中宣部還是教育部，凡是需要了解與批判資產(chǎn)階級社會學的，都得找上門來，要求吳文藻開列書單，甚至還得提供文本。吳文藻也不知道是被“重用”還是被“盯住”，無論從正面還是從反面要了解社會學，都是離不開他的。

　　粉碎“四人幫”后，吳文藻、費孝通等一批社會學家為恢復社會學開展了一系列活動，從而催生了中央的最后決策，這個決策是由胡喬木與鄧小平在同一天上下午先后宣布的。1979年3月16日，“社會學座談會”在總工會招待所舉行，胡喬木以中國社科院院長的身份發(fā)表講話，宣布正式恢復社會學，以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建立中國社會學。費孝通做了《為社會學再說幾句話》的發(fā)言，因為在1957年醞釀恢復社會學時，他曾有一篇文章《為社會學說幾句話》，顯然這是一個承上啟下的發(fā)言。至于恢復后的社會學應(yīng)該從哪里著手，費孝通也沒有明確的說法，他只是籠統(tǒng)地提出首先要開展社會問題的調(diào)查。

　　遺憾的是，為社會學奮斗了一輩子的吳文藻因病未能到會，當社會學正式恢復名譽之時，“社會學中國化”的“始作俑者”卻不在場。但在之前，吳文藻已寫好了發(fā)言稿，名為《社會學與現(xiàn)代化》，一個非常超前的命題，他將環(huán)境保護、后工業(yè)社會、現(xiàn)代化中的電子工業(yè)、信息時代等當時在中國尚屬萌芽的一些概念與觀念，與社會學聯(lián)系了起來。他的主要觀點是，社會學應(yīng)該服務(wù)于現(xiàn)代化、服務(wù)于后工業(yè)社會，也只有社會學興起，才可以較早意識到、發(fā)現(xiàn)和解決后工業(yè)社會中出現(xiàn)的環(huán)境保護等一系列的問題。

　　1977年恢復高考之后，同時決定恢復招收研究生。但那時連社會學尚未恢復，三年后高考中才出現(xiàn)社會學專業(yè)，社會學研究生的招收還要更晚一些，并且只能從其他的專業(yè)中招收，比如歷史系、政治系或中文系。招收研究生也是培養(yǎng)師資的重要方式，在條件基本成熟后，民院開始招收民族學研究生，第一批出現(xiàn)在吳文藻面前的有三人：王慶仁、陳長平與張學匯。此時的吳文藻已經(jīng)八十初度了，像冰心一樣，“生命從八十歲開始”，給研究生編閱讀書目，“先從馬凌諾斯基與布朗開始。”認真?zhèn)湔n，開課，第一次給研究生上課是1980年4月23日，地點在研究部，“除本部三個研究生外，還有旁聽生五人，其中北大考古專業(yè)隊四人，內(nèi)講師一人，自然博物館來一人，所以一開講即提到人類學的四分法?！眳俏脑逯v過之后，由張學匯介紹布朗的學說要點，陳長平送導師回家，一路繼續(xù)交談。5月15日再次開課時，吳文藻講過后，則由陳長平講馬凌諾斯基的生平和學說。這是吳文藻教授研究生的方式，他只講主要觀點，基本的知識則需要研究生自行掌握，并進行歸納交流。5月29日上午備課，“溫習英國大學五個人類學中心，重點三個中心，以功能派及曼徹斯特派為主，并回顧一下如何處理功能派介紹到中國來的背景”，午后以此為內(nèi)容“給研究生講課”。整整兩個月都在高速運轉(zhuǎn)，吳文藻卻堅持了下來。他在給老友寫的信中說，“我因春夏之交帶研究生，講課兩個月，稍累，覺是體力不支，衰老較快?！钡廊慌d致盎然，“近自社會學恢復，民族學取得肯定地位后，我又回到本行。一年多來，承美國同行朋友寄贈新書，逐漸趕上時代，興致甚濃。我對政治社會學方面尤感興趣。哈佛的Talcott Parsons對此邊緣學科做過貢獻，不知你還溫理舊業(yè)否？”1981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恢復招收研究生，缺少導師，尤其是像吳文藻這樣級別的導師，所以專程派人來聯(lián)系，希望吳文藻參加并在“社會學名著選讀”中擔任部分指導。此時的吳文藻只能答應(yīng)“盡力所可能范圍內(nèi)幫忙”，不能做出太多的承諾，因為香港、天津等地都希望和邀請他去講學，但都在最后的時刻因身體原因謝辭了。

晚年吳文藻、冰心夫婦

　　暮年的吳文藻說，只能盡力了。他還曾有過雄心，“擬寫解放前中國民族學史”，但由于體力不支而未能動筆。而有些事情卻是不能推辭的，比如林耀華先后送來文稿《新中國的民族學研究》《摩爾根以來的原始社會研究》等，要老師過目，吳文藻只得騰出時間“提意見”。研究生的課授完之后，他將長長的書單交給他們，有些書只有他這兒才有，也都提供給研究生。在一個午后，吳文藻將研究生召集到家里，給每人分配任務(wù)，并根據(jù)任務(wù)一一交給他們書單和書籍，希望他們認真閱讀、研究，提出論文方向與提綱，并愿意隨時接受個別或共同的請教。

　　《戰(zhàn)后西方民族學的變化》《新進化論試析》兩篇論文，是吳文藻對恢復后的中國社會學最后的貢獻。從求學時代的《國家與民族》開篇，到《戰(zhàn)后西方民族學的變化》收山，完成了吳文藻對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的孜孜以求，顯示了這一學科的前世今生。作為一個學者的足跡，已經(jīng)一個一個地烙印在跋涉的道路上，不論這條道路上開出的花、結(jié)出的果是大是小，是濃是淡，學術(shù)之道卻是一路辛勞。吳文藻在最后的歲月中，回望了這條道路，自責之情難以抑制。世人眼中，業(yè)績多從學術(shù)著作多寡、成果大小來考量，但真正對學科的貢獻，也許只需幾頁紙便見分曉，受時代背景和環(huán)境所限，吳文藻先生的學術(shù)著作并不多，但他的學術(shù)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吳文藻著作《論社會學中國化》

　　應(yīng)山西《晉陽學刊》的邀請，吳文藻完成了他的《自傳》，簡略地回顧了自己的一生與對社會學的求索。之后的吳文藻，可以說是進入到了風燭殘年。他沒有將自己學術(shù)成就的缺失，完全歸結(jié)于時代與環(huán)境，他在自愧與自悔中度日，也在自愧與自恨中奮起直追。新的寫作不是沒有，閱讀是他學術(shù)追求的體現(xiàn)，也是他生命的延續(xù)。這一段時間他對未來學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對未來社會的信息時代時有憧憬。阿爾溫·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首次翻譯出版是在1984年，吳文藻閱讀此書是在1983年初。前衛(wèi)閱讀始終是吳文藻的閱讀特點，身邊的許多人都曾分享過他前衛(wèi)閱讀帶來的好處，甚至從他的前衛(wèi)閱讀中受到啟發(fā)，吸取熱量，產(chǎn)生出本土的研究成果。

晚年吳文藻

　　后來招收的研究生，便不能享受王慶仁那一批研究生的待遇了，因為吳文藻已無力親自授課。但吳文藻仍時時關(guān)心這些學生，認真閱讀他們的論文，并提出意見。最后一次與研究生交談，是以茶敘的方式在家中進行。1983年1月27日下午，八位研究生應(yīng)邀來到吳先生的家里，圍坐在陽光下的小桌前，聆聽導師的最后一次教誨。說是茶敘，但當吳先生開始講話并提問時，研究生們立即感覺到這正是社會學中的Seminar的授課方式。參加茶敘人員有祁慶富、莊孔韶、陳長平、王慶仁，其余4位可以說是第一次聽吳先生“授課”，他們是：張海洋，研究方向為民族發(fā)展地理環(huán)境；龍平平，研究方向為民族學中國化；關(guān)學君，研究方向為民族新古比較；鈉日碧力戈，研究方向為異族通婚。吳文藻對他們的研究方向逐一發(fā)表了意見。茶敘進行了一個多小時，也許他們都感覺到了與吳先生在一起的寶貴時光，先是合影，最后每人單獨與導師、師母照相留念。

　　后來，關(guān)學君的碩士論文為《樺樹皮文化》，鈉日碧力戈的碩士論文為《呼和浩特市蒙漢通婚問題》，龍平平的碩士論文為《中國民族學發(fā)展過程研究》，吳文藻一一認真閱讀，寫出評語。對張海洋撰寫的論文《中國經(jīng)濟文化類型研究》，吳文藻認為“材料充實，說理流暢，應(yīng)用文化生態(tài)學理論來研究來中國經(jīng)濟文化類型，論文質(zhì)量較高。”1985年6月27日，吳文藻為張海洋的論文寫了如下評語：

　　一、本文筆者以林、切二教授關(guān)于中國的經(jīng)濟文化類型的理論和分類法為依據(jù)，輔之于西方民族學中文化生態(tài)學的原理，對中國經(jīng)濟文化類型的發(fā)展變化過程，聯(lián)系國內(nèi)各少數(shù)民族的實際情況，舉出大量事實，進行詳盡探討，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僅就生態(tài)學方面言，筆者正確運用了環(huán)境、技術(shù)（生產(chǎn)力）和經(jīng)濟，生態(tài)適應(yīng)，生態(tài)循環(huán)系統(tǒng)等等，含有新意義的舊概念，起了有益作用。

　　二、筆者已經(jīng)意識到新技術(shù)革命的來臨，世界行將進入信息社會的新時代，中國必須加速高度工業(yè)化，趕上新時代；而國內(nèi)少數(shù)民族更要飛躍發(fā)展，向工業(yè)社會直接過渡。有鑒于此，本文中第三類型組——農(nóng)業(yè)生計又分為六個次類型，其中第六個平原集約農(nóng)耕型，剖析尤詳，都有助于制訂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技術(shù)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參考。目前形勢迫切要求深刻理解科技與社會經(jīng)濟的關(guān)系，然后才能有所依據(jù)，制訂規(guī)劃、方針、政策、措施。這端非一兩門學科可以竣事，必須多學科協(xié)作，加以綜合開發(fā)研究。

　　吳文藻1985，6，27

　　一周之后，即7月5日，鑒于吳文藻為民族學、人類學所作出的貢獻，中央民族學院在外賓接待廳舉行儀式，向他頒發(fā)勛章。這既是對吳文藻一生學術(shù)追求的肯定，也是給他為人為學的榮譽。

　　9月5日，為慶祝吳文藻從事高教事業(yè)50周年,中央民族學院在外賓接待室舉行慶祝會。吳文藻、冰心都沒有出席，吳青代表父親講話，除感謝之外，她也無語。20天后，9月24日，吳平在醫(yī)院值班，他照例幫父親用熱毛巾擦身、翻身，零點至一時半，吳文藻出現(xiàn)呼吸困難，脈搏太快，竟然快到每分鐘142次，醫(yī)生兩次加藥，均無效果。后來有一口痰咳不出來，呼吸也就停止了。

　　兒子吳平在陪護日記上寫道：

　　早，6：20停止呼吸，與世長辭。永別了，親愛的爸爸！

　　宗生

　　吳文藻逝世的消息，在民院、民進、政協(xié)等他曾工作過的單位、組織傳開了，親人之間也已互通音訊，雖然家里沒有設(shè)靈堂，但吊唁的人還是絡(luò)繹不絕。為了不驚擾冰心，吊唁的人多只在客廳致哀，只有關(guān)系十分密切的人才被允許進入臥室，向冰心表示哀悼。民進中央雷潔瓊、陳舜禮、葛志成、楚莊等同志也前往吳文藻家中表示悼念，并向謝冰心致以慰問。民進地方組織和負責人等紛紛發(fā)來唁電。

　　9月27日，中央民族學院還是在北京醫(yī)院告別室舉行了一個規(guī)模極小的告別儀式，費孝通、林耀華、宋蜀華等幾個早年的學生參加了告別儀式，其他便是家人、親屬，包括吳平、吳冰、吳青這三個子女及各自一家，吳謝兩家在北京的親屬及他們的下一代。家人訂了一個精致的花籃，冰心親自在白色的絲綢上寫下挽詞：

　　獻給文藻

　　婉瑩并第二三代的孩子們泣上

　　10月1日，新華社向海內(nèi)外播發(fā)吳文藻逝世的消息：

　　吳文藻教授逝世

　　六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民進中央常委、中央民族學院顧問、著名社會學家和民族學家吳文藻教授，因病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逝世，終年八十四歲。

　　幾十年來，吳文藻教授為中國社會學和民族學的發(fā)展培養(yǎng)了許多人才，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熱愛中國共產(chǎn)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根據(jù)他的遺囑，他的夫人謝冰心將他生前三萬元存款作為中央民族學院民族學研究生獎學金基金，并把他珍藏多年的圖書資料捐給民族學院。

　　為了尊重吳文藻教授生前遺愿和謝冰心的意見，有關(guān)方面不再為他舉行遺體告別儀式和追悼會。

　　吳文藻生前任教的中央民族學院組織了治喪委員會，向有關(guān)單位與人員寄發(fā)了吳文藻逝世的消息與生平成就簡歷，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編印的刊物《民進》刊登了《吳文藻同志生平》。

　　冰心將吳文藻的3萬元存款與藏書、文獻資料，全部捐獻給了中央民族學院。在一個大霧之晨，冰心端坐桌前，望著對面吳文藻的空位，開始寫作《衷心的感謝》一文：

　　文藻離開我已經(jīng)整整一個半月了。這一個半月，我是在周圍一片慰唁聲中度過的！不但幾乎天天有朋友和親人來慰問我，還因為新華社發(fā)了文藻逝世的消息，我收到了從國內(nèi)國外發(fā)來的一百七十多封的唁電和唁信。有一些發(fā)電或發(fā)信人的名字是不熟悉甚至是不認識的。我昨天才有心緒來從頭閱讀那一大堆函電，我仿佛突然發(fā)覺，原來他還有那么多的同行，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的學生；原來我們還有那么多的了解、同情、關(guān)心我們的人！我忍不住涌出了感激的熱淚。

　　電文大都簡短：哀悼他的逝世，請我節(jié)哀。而從那一百多封字數(shù)較多的唁信里，我看到了他的朋友、學生們心中眼中的吳文藻——他的生平、他的為人、他的遭遇……寫出了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的吳文藻！

　　我只能摘錄這許多信中的幾封：

　　吳先生對我國社會學與民族學建設(shè)運動，有過杰出的貢獻，并培養(yǎng)出許多接班人，成為我國這門學科的奠基人和大師。他的逝世實是我國學術(shù)界一大損失。

　　——楊 堃

　　文藻同志和我在清華學校同窗多年，他雖高我一級，但彼此情同手足。他是我國社會學的先驅(qū)之一。新中國成立后，社會學被長期忽視，直到今天才受到了尊重。正需要他時，他又溘然長逝。哲人其萎，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

　　——周培源

　　我們自昆明讀大學起就不斷親聆文藻師的教誨，閱讀文藻師的著作，受益匪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文藻師學識淵博，治學謹嚴，對學生誨而不倦，為我們樹立了楷模。文藻師一貫重視社會學人才的培養(yǎng)，并為此作出了杰出的貢獻，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永遠紀念和學習的……

　　——袁方、全慰天等六人

　　他老人家在燕大時，對我們的教導，我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我們雖身在國外，也常常通過“美中人民友好協(xié)會”，為祖國謀幸福，為祖國工作，以期不負他老人家的教誨……

　　——蘇厚彬

　　吳老對我們的科研工作，給予親切的指導，我定永志不忘。今后我將以自己的實際工作，來報答吳老的諄諄教誨……

　　——宋維真

　　藻師是世界知名的學者。藻師為人耿直，一生誨人不倦，我追隨師側(cè)，時間不多，但對我一生的學習和工作，起了不可估量的楷模作用。我常向藻師匯報學習和工作情況，他老人家無論多忙，身體又不太好，總是親自給我回信，一次是在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時坐在院子里小凳上寫的；一次是在眼力差、寫字手抖的時候?qū)懙?。藻師對于晚輩也毫不疏忽…?/p>

　　——李鎮(zhèn)

　　我和文藻先生接觸不多，但對先生對社會學的貢獻，一向是景仰的，同時對文藻先生一九五七年的錯劃右派，也一直憤憤不平的。文藻先生遺愿不舉行追悼會和遺體告別儀式，使我沒有表示哀思的機會……

　　——千家駒

　　文藻先生筆耕一生，對學術(shù)界建樹卓著，晚年屢遭顛沛，而報國之心不減，是我們后輩的楷?！?/p>

　　——袁鷹

　　我作為您和藻師的弟子，已經(jīng)五十四個年頭了，這是天翻地覆的五十四年。你們給我的教導是：愛祖國、愛人民。在這半個多世紀以來，你和藻師就是為祖國的現(xiàn)代化而努力，我也在實踐你們的教導……海外有不少關(guān)于藻師生平的報道，我正在搜集……世界在變，每人都在變化中扮演一個角色，藻師的角色演完了，無論從什么角度看，他都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一位終身致力于祖國現(xiàn)代化的學者……我很快就要回國了，如有可能我想為藻師編一本文集……

　　——李有義

　　不必再多抄了，我將遵照一位小朋友要求我的話，寫點東西。她說：“我希望吳伯伯能在您筆下重新得到生命！”

　　同時還有胡喬木的唁函：“閱報驚悉吳文藻老先生逝世，深為痛悼。吳老先生是我國社會學前輩，貢獻巨大，而又遭遇坎坷，他的逝世是我國學術(shù)界的重大損失，而對您個人的打擊，更使我心情沉重。我雖未嘗從您受業(yè)，但您是我學生時代的文學啟蒙老師，這段恩情迄今未曾忘懷。今逢此大故，感同身受，謹函致唁，不能盡意。生離死別，人人不免，智者當能善處，無待多言。您的身體也不好，請勿回信?！弊匀唬c其他的信函一樣，沒有回信，也許冰心相信，無需借助更大的權(quán)威，吳文藻將在自己寫下的《我的老伴——吳文藻》中，重新獲得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