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zhàn)》：吳真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

　　兵火世難，書籍在劫難逃。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中國計有3744家圖書館，至1937年底，損失達2166家之多，損失圖書接近9000萬冊。而這只是圖書館系統(tǒng)的官方數(shù)據(jù)，遍布全國的民間私人藏書更是遭遇滅頂之災，其損失之巨，至今無法統(tǒng)計。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時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鄭振鐸面臨著抉擇：走，還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學依然堅持在上海辦學，而且他分藏于上海各處的古籍有近2萬冊。最終，他選擇留下。由此有了一個手無寸鐵的書生留守淪陷區(qū)上海的文化抗戰(zhàn)史。

　　在上海“孤島”的前4年，鄭振鐸耗心力于搜羅訪求文獻，與“文獻保存同志會”的諸同仁搶救下1.5萬余種宋元善本、明清精槧；后4年，他隱姓埋名，典衣節(jié)食，盡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經(jīng)得到的文獻。

　　當時日軍對中國文物文獻的掠奪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隱秘行動，每一個師團均配備“兵要地志資料班”，在未占領以前已經(jīng)打探清楚，擬出“接收”（沒收）清單，一俟占領，立即展開掠奪。在日軍劫掠之后，大量的劫余古籍流散至上海，由于戰(zhàn)局動蕩不安，貪腐盛行，書畫、古籍、古董作為“硬通貨”也成為社會各界競相儲財、生財?shù)闹饕x擇，舊書業(yè)因此畸形繁榮。

　　雖然名義上是為國家保存文化，但在國家力量暫時缺席的上海租界，鄭振鐸的文獻搶救工作，只能遵循古舊書業(yè)的商業(yè)規(guī)則，以個人名義進行秘密交易，與各方勢力巧作周旋。每一次出手，都是非常時期斗智斗勇的博弈求生。他始終處于被“圍獵”的危險境地，其行動，其研究，其藏書，一直受到日本軍界、情報界、學術界的密切注目?！皶r時刻刻都有危險，時時刻刻都在恐怖中，時時刻刻都在敵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著”，又一次次地“從劫灰里救全了它，從敵人手里奪下了它”。

　　這是一場發(fā)生在上海的國際商戰(zhàn)，更是與敵偽爭奪情報的諜戰(zhàn)，歸根結底是一場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文化保衛(wèi)戰(zhàn)。

　　《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zhàn)》一書講述的正是這場沒有硝煙的文化暗戰(zhàn)，講述鄭振鐸在險惡環(huán)境中，在多方勢力的博弈中，在地下工作者的幫助下，搶救保全文物古籍的故事。通過解讀日方、汪偽的檔案，還有不斷公開的私人日記、書信以及當事人回憶錄，我們得以走近這場黑暗中的周旋與打斗。

　　燒書以逃死，售書以求生，搶救書籍以抗日，保全書籍以延續(xù)文化血脈。鄭振鐸在盡力搶救民間藏書的同時，也有意識地為戰(zhàn)爭中歷劫的書籍留下大量文字記錄，記錄下個人命運與書籍命運的共沉浮。例如，對于之前常被描繪成唯利是圖的書賈群體，鄭振鐸說：“我很感謝他們，在這悠久的8年里，他們沒有替我泄露過一句話?！睍Z不僅掩護了鄭振鐸，也掩護了圖書的外運。正是中國書店的楊金華等伙計，將文獻保存同志會在上海搶救的近3萬冊古籍，利用民間商運方式秘密運至香港，穿越軍事鐵幕，打通了一條隱秘的“孤島書路”。

　　錢振東《書厄述要》指出：“文化之于國家，猶精神之于形骸。典籍者，又文化所賴以傳焉者也?！薄皶颉笔侵钢袊鴼v史上發(fā)生的造成大量圖書亡佚殘缺的劫難。面對日本侵略中國導致的觸目驚心的“書厄”，鄭振鐸堅信：“我們的民族文獻，歷千百劫而不滅失的，這一次也不會滅失。”他生前經(jīng)手搜購、搶救、保存的古籍，構成了今天海峽兩岸圖書館的古籍基本庫藏。在他導夫先路的中國俗文學研究、版畫研究、文物研究諸領域，今天的研究者們所研究的珍貴文獻與文物，許多都是當年鄭振鐸奮力搜求保全下來的。

　　時隔將近一個世紀，回望這場“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zhàn)”，回望抗戰(zhàn)時期鄭振鐸艱苦卓絕的書籍事業(yè)，更能深刻體會到它之于文明傳承保護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