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于律己、兩袖清風、善待他人

我父親對自己、對家人要求都很嚴，非常清廉，身居要職卻從不為自己和家人謀取半分利益。我有個哥哥叫馬龍章，是上海交大學飛機制造的，當時國家正組織人員去蘇聯(lián)學習，總理安排他參加。父親知道以后對哥哥說，現(xiàn)在國家正需要你，你要憑著自己的能力參加選拔。哥哥就沒有去，后來在空軍，轉業(yè)以后安排去沈陽滑翔機制造廠工作，直至去世。很多書上都寫到過這件事情。父親沒有為我上學和工作的事情做過安排。我初中上的是女十二中，在燈市口，男女分校。李濟深的女兒李曉彤、王光美的侄女等人也都在這個學校，但當時相互之間根本不知道誰是誰，我們班上的同學也都不知道我父親是誰。那個時候的人真的很樸實，不懂得走后門，我們也從不覺得自己有什么特別的地方。父親病了以后，家里請了一位特別護士柯貴賢女士來照顧他，我們稱她為柯同志，她和林巧稚她們是一輩人，都在協(xié)和工作過?？峦驹谖壹夜ぷ魇嗄曛钡轿腋赣H去世，給的酬勞是我們自己負擔的。一次，柯同志在我父親還清醒的時候請父親給她寫幾個字，“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在正道上行”這幾個字就是在那時候寫的。八十年代她將這幅字捐給了國家博物館。父親去世的時候正值文革，他的死亡證明、革命工作人員死亡證明書，是我去東城區(qū)革命委員會辦的，因為我們的戶口在東城區(qū)。給的撫恤金和正常人一樣，按解放后的工齡算的。當時我們家有三個工作人員，一位司機、一位老阿姨和一位工友老史。司機是國家派的，是有工資的。阿姨和工友的工資，國管局和父親講也由他們來負擔，父親不答應，說他們兩個不是只照顧我一個人，是管全家的，應該由我們自己負擔，不能跟國家要錢，所以他們兩個的工資也是我們自己負擔的。父親去世后，因為老阿姨無依無靠，我們跟國管局商量，幫她要了一間房，就在現(xiàn)在我家的對面，我們好照顧。家里有一些零碎東西，比如我當時騎的那個自行車，老史喜歡，就給他了。他們離開我家的時候，我們也按照國家標準給了他們錢。那個時候司機和警衛(wèi)都是公家派來的，他去世后司機和警衛(wèi)就回去了。在處理這些事情上，父親的為人對我們的影響是很大的。父親最早的三個警衛(wèi)，我們一直都有聯(lián)系。如果父親的為人不是和藹可親、或不是平等對待的話，他們三個也不可能和我保持幾十年的關系。父親每天都是認認真真上班。衣服也就這么幾套，除了出去應酬穿的，其余的都很隨便。

與民進老一輩人的交往

民進創(chuàng)始人里面有個陳慧，是陳叔通的女兒，很早就和我父親認識，所以和我父親特別好。她是教英語的教員，從美國留學回來，研究戲劇的，后來在戲劇研究所工作。我是1940年生的，當時父親在上海沒有固定收入，奶粉這些東西都是她給我買，所以我管她叫嬢嬢，就是姑姑，我的孩子叫她太姑姑，關系非常近的。在上海的時候，民進的這些人，雷潔瓊、嚴景耀、林漢達等等，開會都上我們家。當時我們住在上海的三層樓的房子里，房子是別人的，我們家是沒有房產的。這些人來了都是我媽媽做飯，他們都特別喜歡吃我媽媽做的飯。雷潔瓊的先生嚴景耀人很好，特別喜歡我，老是笑嘻嘻的。

父親的教育觀

父親的教育方式很好，一是“放開”，二是“以身作則”。按照以前我們這樣的家庭來說，肯定不會讓我出去玩的。但父親沒有對我限制，沒有說不許去這里，不許去那里。在上海，我們家對門有一家小織襪廠，他家有孩子，我就在小弄堂里跟他們玩。后來到了北京以后也是一樣，我上小學五年級的時候就住在大方家胡同，對門那家是我的小學同學，她哥哥是蹬三輪的，住的是大雜院，家里非常擠，我?guī)缀趺刻於嫉剿胰ネ?。在我家門口和別的孩子，也有男孩子玩拍洋畫、扇三角這些游戲。父親很少管我，上初中報名，也是我拿著家里的戶口本，頂著小雨從南小街大方家胡同一直走到燈市口去報的名。我初中畢業(yè)的時候，大概是1956年，父親身體已經不是太好了，我問他自己應該報考高中還是中專。提到學校曾經帶我們參觀過西直門的一個電力學校，里面有樓房，還有實驗設備，就想考那個學校，父親只說了一句，那個學校是要住校的，我一聽，就不想去那個學校了。所以考什么學校、上什么學校，都是我自己做主。后來高中我考上了65中，是一所剛建的男女合校的仿蘇學校，在沙灘那里，我每天騎車去上學，他也沒有過問。之后考大學他也沒管，都是自己愛報什么報什么。在對孩子的教育方面，父親的確是很開放的。創(chuàng)建民進和南下香港關于創(chuàng)建民進，我有一個表哥曾經寫過一些東西，講的是他和我父親在上海的一段，籌備民進的時候，他幫我父親做了一些事情。上海有一個老會員溫崇實，我和他也有聯(lián)系，都是看著我長大的，我去上海都去看他。溫崇實是共產黨員，參與搞民主運動，經常給我父親提供素材，包括蔣介石內部的一些情況，共產黨方面提供一些內部消息，知道什么他就連夜告訴我父親，父親連夜寫稿子發(fā)表。父親去香港的時候我還小，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說走就走了。但是在那邊時間不長，他是1947年底離開上海的，1948年12月由黨把這些民主人士從香港轉道丹東回到已解放的北京，大概是一年的時間。他走了以后，我和我媽媽還在上海，后來是我姐夫把我們送上船去香港的。在香港時，潘漢年這些人總去我家，他去的時候，父親專門囑咐我“跟誰也不許說這個人來過”，我的印象很深。我跟我媽媽是1949年的2月份坐船回北方的，也是共產黨給接回來的。當時船上除了共產黨的人，就我們十來個人，一路上也非常辛苦，躲這個，躲那個，躲國民黨，而且當時濟南也沒解放，只能一路坐敞篷車（大卡車）到天津，再乘火車到北京。到北京以后，我們的生活的確是天翻地覆，過上了好日子。

馬先生湯

父親的生活很簡樸，也不吃什么山珍海味之類的東西，但是每天磨杏仁漿喝，那個小磨現(xiàn)在還在我這里。他會做一個菜，叫馬先生湯，民進老一輩的人都喝過這個湯。陳毅、錢學森之父也都被請到我家來喝過這個湯。當時錢學森剛從美國回來，因為他父親是我父親在北大的老同事，父親請他們父子到家里來吃便飯（錢學森因事沒能來，他父親來了）。我父親親自動手，母親給打下手。用十幾個碗分裝不同的材料，做一碗湯，其中雪里蕻、白菜、豆腐這三樣是必須有的，剩下的就是火腿湯、雞湯啊，再兌在一起，愿意再放其他東西煮成的湯也行，再兌在一起，就是好喝，但是這里面有什么東西，誰也喝不出來，很絕。這道湯是怎么來的呢，是20年代父親在北大的時候，和別人到現(xiàn)在的來今雨軒（原來叫長美軒）去吃飯，覺得那里的湯不好，就把自己琢磨出來的湯告訴他們了，店里叫它“馬先生湯”，那個時候紅極一時。一直到80年代，來今雨軒還有這個湯。黃裳先生在《文人飲食譚》這本書里以“馬先生湯”為題寫了一篇文章。

父親的少年生活和先母敘事

家里掛的這幅畫是父親的朋友，也是著名畫家湯滌先生畫的，很有意義，也是傳家寶。畫上有兩個人，一個是我奶奶，一個是我父親，奶奶在織布，他在旁邊幫忙、看書，說明當時家庭的環(huán)境是比較艱苦的。他在“先母敘事”這篇文章里面說的很清楚：他的爺爺是個狀元，在北京做官，生前家在杭州，生活條件可能比較好一點，他出生時爺爺已經去世了，家境已經不行了。他爺爺去世以后，他奶奶一直是跟著他父親的，當時家里還有我父親伯伯的孩子，加上他們家自己的幾個孩子，老的老少的少。他父親身體比較一直是比較弱的，后來在衙門里面有一個抄抄寫寫的工作，最后生病去世了，這時父親才九歲。去世之后因為沒錢安葬，棺材就停在那里。他母親織布、縫鞋作鞋，他編袋子、折元寶維持生活，這樣湊了錢，先把老太太（父親的奶奶）葬了，再把他父親葬了。后來他母親有個朋友看到了，可能在官府里面幫著籌了點錢幫了個忙。這位朋友派來送錢的人到了家里，看到那邊有個穿得挺破舊的人，就問少奶奶在哪里，他母親說我就是，對方非常驚訝。先母敘事那篇文章里頭寫的非常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