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八”的事情，我算是西山派黨部的參謀長。這日也有頭兩萬人浩浩蕩蕩地直趨執(zhí)政府，吶喊的聲音，一里外都可以聽到，各校的教授，尤其是北大的教授參加得很多，段祺瑞調(diào)了衛(wèi)隊警察想鎮(zhèn)壓我們，群眾又圍住了他們，互相爭持了幾個鐘頭，群眾不散，段祺瑞的衛(wèi)隊開槍了，被傷害了十七個（這系憑我的記憶，怕還不止這幾個），又遭驅(qū)逐，群眾才退。這件事情，兩個黨部雖則對立，也各自計劃，但行動上都要爭先，后來因為西山派方面沒有受傷害的，有說西山派不過出來敷衍敷衍的，這是冤枉了他。

　　十九日我便寫了一個辭職呈文，痛快地教訓了段祺瑞一頓，我也被通緝了；因此，又進了東交民巷法國醫(yī)院，吳敬恒、李毓瀛、蔣夢麟、朱家驊、易培基也都住在法國醫(yī)院或六園飯店。以后張宗昌進北京，殺了《京報》總編輯邵飄萍。（比邵飄萍先被殺的是《社會日報》總主筆林獬，他別字少泉，在報上的筆名就叫白水，他在袁世凱時代就辦報，被袁世凱每月送三千塊大洋封了口，一時“起居”闊綽起來，他倒并不自欺，公開地對人說；“我變了金人兒了?！保┖诎倒馀R北京文化界教育界的頭上了，隨后吳佩孚、張作霖都到北京，他們大有桃園結(jié)義的氣概，拜了把子；北京因此更加恐慌，我才“易服”（我除了做官不曾穿過西裝，這次卻換了西裝，扮了商人模樣）混出北京，直回杭州。

　　這是十五年的夏天，這時浙江省長夏超是我的朋友，在我做浙江教育廳長時候，他是浙江全省警務處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他很不滿意外省人統(tǒng)治浙江，所以愿意我留在浙江，可是，我一忽兒也離開了；這次我回杭州，就先托黃人望勸他參加革命，他正對孫傳芳和他的部下、督辦浙江軍務盧香亭不滿意，因此，被我說動了，就請我代表到廣州和國民政府接洽，大概是中秋邊的事情。

　　當我還沒有離北京的時候，我覺得革命的力量，還是需要集中，不當分散，曾經(jīng)和幾位青年（西山派）表示我的意見，這樣孤立而不能發(fā)展，是違背了革命的“宗旨”；回南以后我又和一位青年說了，希望他們趕緊加入軍事工作，他們果然接受了我的建議，聯(lián)名登報聲明脫離西山派（王昆侖、許寶駒等都是這時退出西山派的）；等我代表夏超到廣州，他們已經(jīng)有七八成都擔任著革命工作了。我在廣州和中央黨部主席張人杰先生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闿先生接洽妥當，委任夏超做“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軍長兼理民政事宜”，回到杭州，交代清楚；我曉得夏先生的決斷力比較是弱的，而且他只有保安隊和警察兩部分力量，不免增加了他的遲疑，我就冷靜地等他一下，到了蔣介石統(tǒng)率的中路軍已和孫傳芳在江西正面接觸，孫傳芳集中了他的兵力來對付，我就請黃人望許寶駒兩位去催促他發(fā)動接應，他和他的十兄弟團商量一回，大家因為浙軍周鳳歧一師被孫傳芳調(diào)赴前線，恐防有礙，周鳳歧也是十兄弟團的一個，不能不顧；當然，這個消息會立刻傳到周鳳歧那里的，周鳳歧就瞞了孫傳芳，把他的部隊向浙江撤回，這也是周、夏的斗爭。夏先生得到這個消息，立刻找我決定宣布獨立。那時，盧香亭部下兩旅也開赴上海了，省里都是夏先生的部下，我請他立刻出兵開赴淞江，防御盧部過來，他辦事不夠密不夠快，一則，不曾把在省的盧香亭部屬扣留起來，致被泄漏了消息，軍事策略并未“謀定而后動”，臨時布置，他和他的部屬都沒有軍事經(jīng)驗，軍事的技術(shù)也差，再加保安隊的訓練也不夠，而且他在平時為了避免盧香亭的注意，運輸軍火甚至訓練軍隊，都是不能完全公開的；所以“倉卒之間”，不能立刻動員，及出發(fā)后還未到達楓涇，盧部孟昭月旅已快到楓涇，只得拆斷三十八號大橋為抵御。這從軍事上說，已失了“優(yōu)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