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再次旗幟鮮明地闡述了對“中間路線”或第三條道路的看法及態(tài)度，指出：“光明與黑暗，生存與死滅，中國沒有任何第三種路徑可循進的。”[7]在民進總部遷移到解放區(qū)不久，馬敘倫領導民進召開了進入解放區(qū)后的第一次正式理事會議。他認為，“新民主主義是全國人民在現(xiàn)階段一致要求實行的主義”，確定“本會當盡力與中共及其他黨派……一致努力促其迅速實現(xiàn)”，為今后的指導方針。會后，馬敘倫與來到解放區(qū)的王紹鏊、許廣平聯(lián)名發(fā)表告本會同志書，向全國各地的民進會員講清形勢，動員大家與蔣家王朝作最后的斗爭。文中特別提醒會員警惕反動派拉攏民主人士的陰謀，指出，“在今日革命目標之下，言‘進行調解’者，即為反民主之行動；走‘中間路線’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革命與反革命，民主與反民主之間，鴻溝畫界，絕無調和之可能”，要求全體會員走徹底革命的道路，并希望他們在各地聯(lián)合各階層民主人士，“共同擊滅為美帝奴才賣國殃民之反動集團與其首領蔣介石”。[8]民進一如既往地對“中間路線”持批判態(tài)度，并在這個過程當中，充分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合理性及在未來勝利的必然性，提高了政治覺悟，逐漸接受了以新民主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從而將自己一般民主主義的政治主張，提到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高度。這一政治新共識的形成與凝聚是建立在民進對中國革命發(fā)展大勢正確把握、對自身歷史發(fā)展道路高度自覺的基礎之上。

　　第四，“五一”口號二十三條是行動口號，不是宣傳口號。這是革命形勢發(fā)展的趨勢，也是全國人民的要求。因此，“實現(xiàn)口號的價值，不僅在于坐而設計，而更在于各自崗位以堅決的行動來配合?！盵9] 在這一點上，民進與中國共產黨的認識是一致的。

　　基于這種認知與理解，所以中共“五一”號召發(fā)布后，民進開始同時承擔在第二條戰(zhàn)線上同國民黨政權進行斗爭和與中共及其他民主黨派親密合作、積極籌備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雙重任務，以極大的熱情與實際行動迎接全國解放。首先，為實現(xiàn)“迅速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號召，馬敘倫在《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一文中，將新政協(xié)與1946年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即“舊政協(xié)”）作了深入的比較，揭示了兩者之間本質上的差別。他指出：“上次的政協(xié)，是民主和反民主、偽民主的集團妥協(xié)的。這次的政協(xié)，是民主方面的各階級各階層的代表自己互相商量‘國是’，取得一個協(xié)議，只是‘和衷共濟’而不是妥協(xié)的。這是性的不同。上次政協(xié)是反民主的反動集團做主體，而偽民主也參加了的，這次是民主陣線的各方面自己的集合體，而中國共產黨是當然的領導者。這是質的不同。”因此，“這一個政協(xié)，不是繼續(xù)上次的政協(xié)，他的性質完全和上次的政協(xié)不同。”[10]在此基礎上，馬敘倫進一步指出了召開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深遠意義與影響。他說。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就是要討論出一個政治綱領，成立一個協(xié)議，“來供給人民代表大會和民主聯(lián)合政府的采納。這是實現(xiàn)新中國的初步重要工作，同時他還要負擔起人民代表大會怎樣組織怎樣召集的一件繁重工作?！彼?，“新中國的基礎是要建立在這一個會議上的?！盵11]事實上，1949年9月21日－9月30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就完成了這個的歷史使命，這次會議產生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會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馬敘倫的《讀了中共“五一”口號以后》一文，簡要地闡明了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性質、任務，從思想上理論上統(tǒng)一了廣大民進會員的認識。這一看法同樣得到了在港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一致認同。[12]

　　其次，民進在港理事集中討論了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召開的時間、地點、召集人及代表資格等具體問題，一致認為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地點應在解放區(qū)，召集人“當然由中共擔任”，并建議“可由各黨派授權中共召集之形式出之”；對于代表資格，提議不論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或社會賢達，都必須以其對現(xiàn)階段民主運動的實際態(tài)度和貢獻為原則。后來，這些主張在各黨派星期座談會上得到了各黨派代表的一致贊同，并成為各黨派的共同意見。[13]